1949年8月26日的清晨，兰州的枪声逐渐减弱，第一野战军已控制了主要地区。彭德怀在收到战报后，不仅关注战果，还注意到一份俘虏名单，发现虽然抵抗的马家军中有不少军官被俘，但高级军官寥寥无几，团级以上的几乎无踪影。这引发了他的疑惑，因为兰州是马步芳集团的核心区域，守军虽败退，指挥系统不可能消失无踪。彭德怀很快意识到，许多军官并非被击散，而是有计划地撤离，带着亲信和武器，准备将战斗转移到乡村和山区。

兰州战役持续了从8月21日至26日，第一野战军集中力量进攻，马家军则依靠地形顽强抵抗，造成了解放军的较大伤亡。战斗结束后，解放军虽然消灭了马步芳的主力两万余人，但自身的损失也不容小觑。在城防崩溃前，马步芳已经离开兰州，将事务交给马继援，后者清楚兰州难以防守，于是安排部分核心团队突围。他们有的逃往青海，有的返回各地，甚至有人埋藏武器，分散待机。

彭德怀的“怪事”由此可解。马家军并非单一的军事团体，而是以家族和私人关系交织形成的军事集团。官兵之间多有亲属关系，士兵往往来自同一地区，只要没有被一网打尽，原有组织便可迅速恢复。马家军的这种特性与其长期以来的统治方式密切相关，马步芳家族将军队视为自家财产，军官晋升和物资分配皆带有较强的家族色彩。 新球体育

在1949年2月的西北战斗中，马家军的军官曾带头冲锋，这在战场上并不罕见。兰州之战中，也有军官亲自督战，展现出强烈的个人威权，虽然能在短期内维持战斗力，却无法改变其已经崩溃的政治基础。彭德怀及指挥员们担心的是，这些逃脱的军官会继续组织反抗。有人曾警告：“兰州拿下，西北战事尚未真结束。”这并非夸张，青海和甘肃交界处地势复杂，若让旧部潜伏，后续清剿将十分艰难。

在西宁解放后，解放军并未简单处理所有投降者，而是发出政策，明确表示放下武器者可获得宽免。普通士兵被遣返回乡，一部分军官则集中培训。从1949年9月起，陆续有马家军军官投降，包括赵遂和马文鼎等人，最终投降的将校级人员达到数百。然而，投降并不意味着思想上发生了转变。有些人认为投降是暂时策略，私下联系，幻想局势变化后东山再起。

1949年11月，临夏地区发生武装叛乱，马家军的残部因此发起攻击。随后，大通、门源等地也纷纷出现了骚乱，旧军官利用隐藏的武器聚集地方武装，袭击基层政权，冲击新建立的地方秩序。马英和马成彪等人则在青海大通和门源组织武装。解放军采取集中兵力、分区清剿和政治争取相结合的方法，不断压缩其活动范围。 新球体育

1950年后，部分残余武装还得到了来自台湾的支持，马元祥成为一位活跃的武装首领。该部队行动频繁，抢掠牲畜，企图凭借地形长期存活。解放军采取侦察、封锁交通、切断资源的策略，逐步逼迫其退缩。1953年，青海展开清剿，马元祥的部队被围歼。他在黄河边被发现并击毙，至此马家军的残存势力失去了最后关键的指挥，历时多年的西北剿匪斗争接近尾声。

彭德怀当初看到的那份名单，答案并非在兰州，而是在后续的清剿战斗中。那些团级以上军官中，有些在突围中丧生，有些潜伏地方，有的重新聚众，其余则在局势变化后选择投降。尽管兰州战役结束标志着马家军作为正规军队的崩溃，但留下的地方势力和武装残余仍需通过漫长而艰苦的清理才能确实消除。